【项目成果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文书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文书
作者：丁海斌 闫倩倩
（本文系用友基金会“商的长城”重点项目“中国古代商业文书研究”【2017-Z08】的阶段性成果）
摘要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文书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，商业文书类型愈来愈加多样，买卖、借贷、租赁、雇佣、记账类，法律政策规范类、互市与对外贸易类文书等兼而有之，商业文书的内容也愈加丰富，并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相关的立法和管理制度。纸张成为官方使用的主流载体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，对这一时期乃至后世商业文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关键词
中国古代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；商业文书
引言：
基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，目前学界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商业文书的研究日益增多，主要有中国学者蒋福亚、高敏、乜小红、张传玺、胡如雷，日本学者关尾史郎、池田温等。
关于商业文书的汇编和研究多集中在契约类商业文书，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《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》《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》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俄藏敦煌文献》《トウルファン将来‘五胡’時代契約文書簡介》等，其中都涉及这一时期契约类商业文书的内容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关于该时期商业文书的专门研究数量极少且零散，仅有《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》、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莂》（上），以目前已整理考释的走马楼吴简为对象，对三国时期孙吴的经济文书进行研究。因此，对该时期商业文书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专门研究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政权更迭频仍。受战乱的影响，该时期商业发展总体上较为低迷。但这一时期寺院经济快速发展，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流有所加强，谷帛等实物货币流行，南北通商，周边各族互市，对外贸易的发展较为活跃，使得这一时期形成了庞大的商品交易市场。此外，纸张的出现及造纸术的进一步发展，使商业文书有了较为成熟和先进的书写载体。在此背景下，这一时期我国商业文书进一步发展。
这一时期商业文书类型多样，按照法律职能可划分成立法类商业文书、执法类商业文书；按照载体可划分成简牍商业文书、纸质商业文书和其他商业文书。按照记录内容可划分成买卖、借贷、租赁、雇佣、记账、法律政策规范类、互市与对外贸易类文书等。因该时期出土的商业文书数量有限，且残卷众多。
总体而言，这一时期商业文书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出土文献和史籍文献。其中，出土文献有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》《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》《俄藏敦煌文献》《トウルファン将来‘五胡’時代契約文書簡介》《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》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》《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》《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》；史籍文献有《三国志》《太平御览》《魏书》《晋书》《隋书》《北史》《南史》《宋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。
点击【阅读原文】查看：目前这一时期各种商业文书的出土数量、出土地点及出土地等基本构成情况。
（东晋咸康四年丹徒县朱曼妻薛氏买地石券）
该时期买地券的形制简易且行文内容较为简略，主要包括立券时间、亡人与卖地人姓名、埋葬地、墓地面积与价钱、墓地四至、证人等。另外，与前朝相比，这一时期买地券的最大特点是迷信语言增多，神化色彩增强。首先，表现为其所记买地人、保人等均由东汉时有具体姓名的亡人灵魂演变为天帝、日月及东王公西王母、张坚固等神祗；其次，表现在田地四至的语言表达上，开始使用“上极天，下极泉”；此外，券后还有“如天地律令”等语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商业文书的特点
由于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，常年处于战乱状态，商业经济总体水平较低，因而遗世的商业文书数量有限。其中买卖、法律政策规范类、互市及对外贸易类文书占据了绝大多数，雇佣文书数量最少。又因买地券的物质载体易于保存，所以这一时期的买地券在所有商业文书中数量最多、最为完整，且在该时期的各个朝代均有留存。
该时期商业文书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如东晋时开始出现文券税契，即奴婢、田宅、马牛等牲畜的买卖在缴纳契税时，官府盖了官印的契约，后代将其称为红契或赤契。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保证政府顺利征收契税的重要手段，极大地推动了契约类商业文书乃至商业活动的规范化。
这一时期的商业文书载体多样，除主要载体简牍和纸张外，还包括青铜器、砖、陶瓷、石板、铝板等。东晋桓玄帝的诏令称：“古无纸，故用简，非主于敬也。今诸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。”以此为标志，纸张正式成为官方文档书写载体。
纸张的出现给商业文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。首先，纸张的出现使商业文书书写更为便利，能够言尽其意。其次，随着纸张的出现，该时期纸质契约类商业文书的使用增多，判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合同契应运而生，并产生了最早的骑缝制度。因此，该时期的契约类商业文书有判书式、合同式和单契式，合同式为其主流。如《西晋泰始九年（273年）高昌翟姜女买棺约》即是该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合同式契约。第三，纸张的出现促进了商业文书的发展、普及与流通，对隋唐乃至后代商业文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商业文书
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多达10余万枚，被学术界称为“世纪性大发现”。根据目前已完成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释文工作，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诸多关于商业文书的内容。
吴简中含有大量会计账文书，具体涉及到账簿、赋税征收、借贷和市场交易等账目内容，如赋税征收简文主要涉及征收税米和布匹等内容。如“其六千四百卅八斛八斗六升黄龍二年稅米”[24]（壹·2221）；再如“臨湘謹列起四月一日訖六月卅日地僦錢£簿”[25]（壹·4352）。经学者考释，简文中“簿”为账簿的名称，简文后有关于此账簿的具体明细。
除此之外，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还包括借贷、市租、盐铁酒专卖、市场管理规范、对外贸易往来等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商业文书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商业文书类型多样，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，在整个古代商业文书中，承上启下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些商业文书不仅是我们研究当时商业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凭证，同时其所蕴含的商业管理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研究意义，对于整个古代商业发展及商业文书管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|
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我们，了解更多项目资讯
点击“阅读原文”，查看完整文章。